孔子的殡葬祭祀思想与其对鬼神及生前死后问题的态度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孔子认为丧葬祭祀是孝道的重要内容，是生前善事父母的延续。所以当子游问孝时，孔子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丧葬祭祀的态度上，孔子主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但是死人到底是否有知觉?我们祭祀对象到底是怎样的存在物?探讨孔子对此所持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孔子的丧葬思想。

                                   海湾园,上海公墓,奉贤公墓,浦东公墓,             

    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知觉，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在孔子看来，把死者看成是无知的是缺乏仁心的表现，而把死者看成是有知的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显然这就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说苑·辨物》记载，子贡问孔子死人是否有知觉，孔子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对他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即，如果说死者没有知觉，恐怕不孝子孙对父母弃而不葬;如果说死者有知觉，又怕孝顺的子孙可能因送死而妨生。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看来对于人死后是否有知这一问题，怎么回答都不恰当，最好就是搁置不论。从孔子的这种态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孔子对于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这一事实本身并不重视，而是关注对于生者会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鬼神的态度，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他强调对于鬼神必须虔诚恭敬绝不可以慢待衷读，但是又要远之，不过多谈论其有无，也不讨论其存在状态。但是孔子却主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即，在祭祀过程中不管鬼神客观上存在与否，我们在主观意识上，就当他亲临在场。由此可见，孔子对祭祀的对象存在与否并不关注，对死者有没有知觉也搁置不理，而只是强调祭祀者的恭敬和如其在场的态度。作为祭祀的对象的鬼神是作为思念的对象，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存在于生者的情感与想象之中，它作为一种外在于主体的精神，借由主体的思念而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情感之中，约束和影响着主体的思想和行为。这样，对鬼神的敬畏就形成了一种道德的自我反省与检查机制，从而发挥着道德教化作用。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教之本也”。《国语·楚语下》云:“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都是在说祭祀所具有的道德教化作用。《荀子·礼论》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的话则清晰地阐明了老百姓以为是侍奉鬼神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是君子教化世人的手段，是圣人“用神道设教”。梁漱溟先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高度评价了儒家注重祭礼的价值所在，“祭礼之所以重，无非永人念旧之情。儒家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这样郑重的做法，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钧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凡宗教效用，他无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仁1〕1‘。台湾学者康韵梅指出:“儒家将丧祭之礼实际的意义由原始宗教信仰转化为人情之常，即把行礼的重心由死者转移至生者，换言之，礼所代表的是生者对死者的敬虔与感念，由此不忍死之仁心而永远惦记怀念，构成了一人与人之间紧密之网络，使逝去的生命在此情感的架构中，得到不朽。”叫212这道出了祭祀所具有的精神生命的传承作用和终极关怀作用。

    通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祭祀活动，不仅培养了后世子孙真心诚敬的态度，感恩先祖的品德，报本反始的情怀，而且在这样一次次祖先神灵在场的祭祀中，祖先的形象牢牢地存在于子孙的记忆中，祖先的品德和功绩勋劳永远被子孙所铭记。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儒家“特别注重祭祀祖先，则人人皆得存在于子孙之记忆中，得受知之不朽。此儒家所理论化之丧礼祭礼所应有之涵义。”冯先生对于儒家丧葬祭祀礼仪社会作用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康韵梅也对儒家丧葬祭祀观做出了高度概括:“儒家以人性情感的观点诊解礼制，将丧葬之礼的主题置于生者，显现了三个重要的意义:一是面对死亡的哀敬之情重于礼仪本身;一是死后的存在是经由此生者哀敬之心而呈现，不必诉诸死后的信仰;一则是安顿死亡所带来的悲伤之时，创发出积极的人伦道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