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5款规定的运用存在困难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理论界提出了多种区别二者的方法，其中主要有以是否涉及直接保护国家或公共利益为标准进行区分，直接进行国家或公共利益保护的则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反之则为后者。亦有观点认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不一定都是无效的，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以作判断，多运用目的解释和利益衡量来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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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务中亦有观点认为，如若要区分该两种规定，的确存在一定困难，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来识别，首先从正面看，应当明确的是，待确认条款或规定是否已经在文字表述中明确了某法律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为合同无效，若答案为肯定的，那么该条规定应被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从反面来看，则应当先排除那些仅关系当事人利益的，以及部分仅是为了行政管理和纪律管理需要而设的相关规定，此类规定一般都不归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内，而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细来讲，即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如若某强制性规定本就是以实现管理的需要为立法目的，而不是专注于该行为本身内容，那么就可排除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畴;二是以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为基础来判断该条规定的具体性质，即绝大多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都是以规范行为本身为主要内容，相应地，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主要以限制法律主体的行为资格为主要规定方式。即便如此，在法律实务中由于情况远比理论上复杂，具体强制性规定的判断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机械依赖于上述方法，还需结合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